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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读|“惊蛰”与沉默乡土的灵魂躁动-读解杜阳林长篇小说《惊蛰》

未知 2024-04-12 537

文/何希凡

杜阳林长篇小说《惊蛰》在《十月》刊出,足以令人刮目相看,而我却是在夜以继日地看了小说之后才逐渐“刮目”的。初读小说,只觉得不过是已然硕果盈枝的乡土小说大树上结出的又一果实,细读小说,好像读出了一点儿作者的独特心机。其实“独特”一词今天很容易被泛化到任何作品的评价,甚至一不留神就被栽到那些委实平庸的作品上了,而我要说的“独特”,是一般作者想不到、悟不到、更写不到那个份儿上。

《惊蛰》在叙事策略上没有什么新花招,而是最为实诚的生活写实,语言更是与乡土同构的川北地域风味,小说似乎并未给读者设置任何阅读障碍,读者也很容易将主人公凌云青堪比“凤凰涅槃”的生命突围,解读为一个单纯乡土青年的励志故事,或者是代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对于贫穷乡土的血泪倾诉。而在我看来,倘若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次来对作品作出价值判断和意义诠释,杜阳林的创作劳绩实在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,而作为文学名刊的《十月》似乎也显得殊乏慧眼。然而,有经验的小说家总是要先把只属于他心中独有的东西云遮雾罩起来,从而把那些缺乏足够耐心的读者滞留在最容易感知的层面。可是,作家苦心设置的这种“骗局”又不免是一柄双刃剑:既考验着读者的阅读征服力,也极有可能遭遇买椟还珠的阅读效应。

“题记”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小说标题的弹性空间:惊蛰天,春雷起,僵虫惊,山川兴,万物乃复生。不言而喻,标题“惊蛰”绝不止于乡土中国在农业文明惯性中的一个自然节气指涉,而是被“严冬”压抑的乡土生命得以复苏繁荣的生存气候,但没有“春雷起”的“惊蛰天”,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“惊蛰”。因此,小说所要渲染的并不全是那周而复始的寻常“惊蛰天”,而是能够令沉默太久的灵魂躁动不安的“惊蛰”,是令绝望的生命有了憧憬和梦想的“惊蛰”。作为乡土生命的时代生存境遇,“惊蛰”更关乎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伟大历史巨变。小说的叙事起点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第二年,而低微的农家生命凌永彬也去世了,与此同时,中国历史的“惊蛰天”也终于来临。小说家的高明不在于发掘了“惊蛰”的意义能指,而是别具心机地把“惊蛰”的多重意义蕴含灌注于乡土生命躁动的繁复图景之中。

由此观之,观龙村乡土众生的悲剧哪里仅仅是贫穷的悲剧?这是一个灵魂何等黯淡沉默的世界!正是在这里,我看到了杜阳林的卓越不凡,他没有把观龙村谱写成一曲充盈着自在和谐、乐天安命的诗意牧歌,也没有将其绘制成一幅山美水美人更美的田园风情画,而是如同鲁迅那样“要画出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”。当很多早已离开故土而长居都市的乡土作家深情回望乡土时,都不可避免的要作诗意化的渲染,要作人情人性的美化,而杜阳林独能冷眼凝视乡土,不仅没有淡化乡土的贫穷落后,而更以带血带泪的笔触,掏出那些本已不幸却又变本加厉加剧了别人不幸的黯淡灵魂。

今天再读鲁迅的《故乡》,我们很可能失望于他对故乡风物和人生图景过于阴冷的绘写,但鲁迅胸中并非没有对故土的诗意体验,少年闰土的英俊勇武、聪敏可爱就是最动人的诗意形象。然而,当鲁迅站在离开故土的现代都市回望故土,那令人灵魂颤栗的阴冷黯淡让他来不得半点虚饰,因为直逼中年闰土们那黯淡的灵魂和阴冷的故土才是真实的故土,而流着血泪呈现故土真相的鲁迅才是对故土爱得最深沉的鲁迅。自然,杜阳林笔下也不乏乡土人性的美好:被政治风云颠沛到观龙村的大学教授周凤藻、上官云萼夫妇对凌云青一家的护卫与期许,韩老师一家对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的用心护持,尤其是作为同学又超越了同学的“细妹子”对凌云青珍贵的童真抚慰,一切都是凌云青们暗夜中的火把,严冬里的暖阳。然而,读者一定可以掂量,这些正面力量在观龙村众生灵魂的黯淡无情面前显得是何等的微弱!所以杜阳林不是紧盯住乡土的贫穷,而是始终凝视着比贫穷更可怕的人情冷漠和灵魂沉默。

《惊蛰》对沉默乡土上的暗淡灵魂的整体观照是成功的,也是富有深度而令人震撼的,在可遇而不可求的“惊蛰天”来临之际,对乡土生命的躁动与憧憬描写也是极具情绪节制和审美分寸的。其实,乡土生命都有人之初的善,只因为匮乏智性之光的烛照,致使乡土成为宗法制文化传统最顽固的堡垒,所以那些鸡毛蒜皮之争也可以因为惯性的偏见蔓延为战争,那些本该富有同情心的乡土生命,也会在貌似义正词严中,把对无辜的伤害发展到残忍的极致。因此,当我们面对沉默的乡土灵魂摇头叹息之际,我们可能忘却了那只穿过历史隧道伸过来的负面文化传统的黑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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