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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图：电影《霸王别姬》剧照
文/巴叔
2003年4月1日，愚人节。
下午4点，一位形色憔悴的中年人驱车来到位于中环的文华东方酒店。这位中年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香港巨星张国荣。他是该酒店24楼健身中心的会员，每次都会按时来锻炼。
2小时41分后，他从健身中心外的露台跳下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当各大媒体紧急插播这条新闻的时候，香港市民一度错愕：“张国荣？怎么可能？”
张国荣骤然离世后，警方从他身上发现了一封遗书。
不久，台湾媒体和香港媒体分别刊发了这封遗书里的内容，但两者差距非常大：
认识一位20多岁的青年，在他与“唐唐”间不知道如何选择才好，十分困扰，所以要自杀。——台湾媒体
Depression。多谢各位朋友，多谢麦列菲菲教授。这一年来好辛苦，不能再忍受，多谢唐唐，多谢家人，多谢肥姐。我一生没做坏事，为何这样？——香港媒体
由这两份遗书内容，媒体还原出张国荣离世当天发生的两个版本故事：一个是“情困说”，另一个是“抑郁说”。
“情困说”来自台湾《》：
张国荣应新男友之约，于一日下午四时先到文华酒店四楼餐厅等候。未几，张的男友应约到场，却意外地携同另一名男子赴约，声称该男子是其新男友，并为新男友而向张国荣提出分手。张感到气愤，与两人发生激烈争执，张国荣情绪激动，夺门而去。
目击者称，张独自跑上酒店健身室，在该处徘徊逾一小时，疑在该处写下遗书。至六时许，他被发现从二十四楼健身室越窗跳楼，先直接撞到楼下巴士下客区的檐篷，再跌落行人道边花槽，压毁两呎围栏后才坠地。
“抑郁说”来自张国荣的家人、伴侣以及经纪人：
4月1日中午12点，张国荣告诉唐鹤德，他约了一个朋友（陈淑芬）喝茶，然后一个人开车外出。下午2点多钟，唐让司机给张打电话，问他要不要拿衣服。5点多，唐亲自打电话给张，问他晚上七点钟一起打球好不好，张一口答应。然后唐接到陈打来的电话，她说她与张约好一起喝茶，但张迟迟未到酒店，她觉得张好像“有问题”。
下午6点多，陈给张打电话，问他到哪里了，得到的回答是：“你到酒店门外等我，很快便会见到我。”陈在酒店门外等了约5分钟后，张从24楼跳下。
唐在接受采访时说，他认为张患了抑郁症；陈的说法也佐证了张饱受抑郁症困扰的事实：“我知道Leslie不想自杀的，是那声音不断在催命。他告诉我常听到一个声音叫他：跳下去！跳下去！”
由于“情困说”缺少事实依据，所以目前被大众广为接受的就是“抑郁说”。
那么，如大家姐张绿萍所说，自认为“我有钱，又有那么多人爱惜我，我又那么开心”的张国荣，为何会抑郁呢？
先从他的家庭环境说起。
张国荣出生在香港一个中产家庭。父亲是人称“TailorKing”的张活海，其所制服装颇受影视行业人士的青睐，导演希区柯克、演员马龙·白兰度、威廉·霍尔登等人曾专程光顾。
这里需要对张活海的出身做一点澄清。
关于张活海，网上有一段流传很广的说法：
张家曾是广东一带的名门望族，张活海父亲曾是广东省最大的地主。张活海当年不信任港英政府，把钱放在了内地，结果文革时候张国荣爷爷被杀，资产全部没收，张家因此中落。
听起来有鼻子有眼，但却是空穴来风。真正可靠的资料，是1963年记者FredericKaplan的一篇报道《AMANWHOWIELDSTHETAPEMEASURE》，其中提到“张活海在广州长大，他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。中学毕业后，他去了厦门做裁缝学徒，然后又到上海工作。在他18岁的时候，独立缝制了职业生涯里的第一套西服。”
20世纪30年代，张活海来到香港，白手起家在皇后戏院大厦创办了一家洋服店铺，取名“西服家张活海”。凭借勤恳的劳作和灵活的经商头脑，张活海名气日增，积累了不少家财。
不过，张活海算不上好男人。他风流成性，除了正牌夫人潘玉瑶之外，还有一位相好，一夫二女曾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。另外，他还在香港最豪华的半岛酒店常年包房，不谈生意，只为约一些美丽的女士到那里“谈心”。
潘玉瑶平日里帮着张活海一起打理服装店的生意，兼做一些文书类的工作。有时候为了掌握张活海的采花行径，她也会雇佣一些私家侦探进行跟踪调查。夫妻关系一度非常紧张。
一个忙着采花，一个忙着捉奸，张活海夫妇自然顾不上膝下的儿女们。事实上，他们二人以看管工人为由，在洋服店铺的楼下专门租了一层用来居住，把一群儿女丢给了住在湾仔的外婆和两个佣人。
张国荣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排行第十，上面有五位姐姐、四位哥哥，其中三哥、四姐和九哥不幸早夭。由于张国荣与九哥是同一天生日，所以家里人一直说他是九哥的转世再生，他自己也开玩笑说：“九哥一定是没能拿到通行证强行来到这个世上的，所以要回去申请一张通行证才可以回来。”
供卵孩子
在父母那里得不到关怀的张国荣，在姐姐和哥哥们这里也没有太多存在感，因为年龄差距太大：最小的哥哥都与他相差八岁。
年龄上的差距，导致大家玩的东西都不一样。在他看来，大姐跟二姐可以聊在一起，五姐和六姐年龄也相仿，七哥和八哥也能玩在一块，唯有他没有人可以配对。
八哥对他还算不错，但七哥就很坏。为了节省空间，外婆曾让他们兄弟三人住在同一个房间，并给他们安装了一个三层上下铺。张国荣年纪最小，住在下铺。
代妈网有一次，七哥提议玩一个叫“大风浪”的游戏，让张国荣爬到上铺，然后他躺在中铺很大力地用脚撑、踢那些床板，一边踢一边喊“很大浪、很大浪…”，最终把张国荣颠掉摔到地上。八哥看到这一幕，感觉七哥太过分，于是就跟七哥打了一架。
还有一次，张国荣上小学被先生罚留堂。大姐觉得他不成器，就开始骂他，越骂越生气，便顺手拿了一个木质衣架打他，把衣架都打烂了。八哥看不过去，跟大姐理论：“你知不知道这样打人很痛的啊？”大姐说：“我管教弟弟关你什么事啊！”八哥回她：“你试一下好不好啊！”
大姐余气未消，又拿起八哥上中学穿的皮带打张国荣。八哥更加义愤，“你不知道痛吗？让你来尝试一下吧。”于是他把皮带抢过来，打在大姐身上，然后两人大打了一架。这位大姐也不是一般人，打架很拼命，顺手拿起一个玻璃瓶，敲到八哥头上，搞得头破血流。
长时间的疏远导致血缘亲情淡薄。多年后，张国荣在回忆与父母的关系时说，“与其说是父母亲情，不如说仅仅是像朋友一般的关系”。他觉得父母非常自私，从来没有试过甚至想过跟自己住在一起。别说让爸爸在星期天拿着照相机带着他去花园拍照了，哪怕想挨一顿打，都是奢侈。因为父母根本没有精力理会他。
久而久之，张国荣适应了独处，变得很安静，不爱哭也不爱闹。但在向别人描述自己的童年时，他用了“畸形”二字来形容，足见这段生活对他的伤害之深。
童年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，让张国荣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：在有能力改变周围环境之前，学会适应环境很重要。
3、初入娱乐圈13岁那年，张国荣被父亲送到英国去读书。
这并不是因为张国荣成绩好，被父亲寄予厚望，相反，他因为成绩太差，在香港面临无学可上的境地，让父亲觉得很没面子。
那时候去国外留学没现在这么复杂：把自己的资料寄到目标学校以后，学校会把考试题目发过来，答完这些试题再寄过去，就算考核通过了，而且不核验是否为本人所答，直接填表就可以准备入学交钱了。简单点说，只要有钱就行。
动身前往英国那天，家里人都来机场送行，但张国荣没有一点伤感，脑子里只想着“快点让我离开，我根本不想在香港”，似乎留在香港是一种束缚，而去国外是一种解脱。
张国荣在英国就读的中学是一所全日制学校，算上他，全校只有两位中国人。不过，从小练就的适应能力，让他很快适应了异乡生活。即使被安排在一间16人的宿舍里，他也没有觉得不习惯。
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四年过去，张国荣预科毕业拿到了奖学金，顺利进入利兹大学就读纺织专业。他对纺织专业很感兴趣，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，可能会成为一位设计大师。
然而，一封书信打碎了张国荣的设计大师梦。1975年，正在读大二的张国荣，接到母亲来信，称其父张活海因喝酒致瘫，自觉时日无多，让他尽快回家。
接到家书，张国荣马上赶回香港，结果发现父亲并非垂危，心宽了大半，但时间一长就觉得无聊，想返回英国继续读书。父亲不允，因为他担心自己死的时候张国荣不在身边送终。哪知，张活海竟一口气熬了十多年，直到1989年才离开人世。
那时候，张国荣既不想上班，也不想去父亲的洋服公司帮忙，于是就去一所中学做插班生，专修中文。在这所学校，他结识了一帮玩音乐的朋友，也因此误打误撞进入娱乐圈。
1977年5月，他与朋友一起组建了一个名为“ONYX”的民谣乐队，自任主唱歌手。ONYX参加过几个公开比赛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同年，丽的电视台（亚洲卫视前身）举办亚洲歌唱比赛，朋友顺手帮张国荣报了名。谁曾想，朋友在试音阶段就被刷下来，而张国荣却一路杀进香港地区决赛，获得亚军。
在颁奖典礼上，“丽的”总经理黄锡照亲自为获奖选手颁奖，他走到张国荣跟前，用英文说了一句话：“Iwillmakeyouastar.”1989年，张国荣在《今夜不设防》节目中回忆这段经历时，仍然感激黄经理的栽培：“我到现在还饮水思源，多谢黄锡照，其实他一路都给我机会。”
说起来真是造化弄人。当时决赛的冠军是男歌手钟伟强，他与张国荣一起签约“丽的”，成为乐坛新势力。但没过多久，由于与娱乐圈各种规则格格不入，钟伟强决定退出乐坛，转行卖了20年保险。
2012年，59岁的他重返舞台，参加辽宁卫视的选秀节目《激情唱响》，止步全国五强。2013年，他再次参加音乐选秀节目《中国好声音》，成为汪峰组学员，可惜第二轮又被刷下，不禁令人唏嘘。
事实上，如果换做其他人当总经理，恐怕也会做出与黄锡照一样的选择，因为那时候张国荣确实有偶像气质。巴叔找到一张当年冠亚军的合影，大家可以感受下。
香港娱乐圈有一句名言，叫“张国荣也要熬十年”。
这句话有两层含义：一是无论谁走进这个圈子，都需要适应环境遵守规则；二是无论你多么优秀，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才有可能出头。
艺人的收入和地位是与名气成正比的，在没有成名之前，学会适应环境至关重要。做到这一点，对于张国荣来说不算难事。
有一次，“丽的”安排张国荣去BangBang服装店（赞助商）拿衣服穿，并告诉他对方的脸色可能会不太好看。张国荣初入娱乐圈不懂行情，于是满口答应。
到地方才发现，新人是没有资格穿新款的，只能穿季末清仓款或滞销款，而且想拿到这些积压货，也得看店长的脸色：明明店里没客人，店员互摆龙门阵，却偏要说自己很忙，让他等45分钟后再来取。
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当做笑话讲给朋友听，朋友一脸不屑：你可以不要嘛！张国荣反问：干嘛不要？要知道当时他在“丽的”的月工资是1000元，除去房租500元和寄给妈妈的200元，每月只剩下300元可以自由支配。
赌气任性的结果，就是喝西北风。在面子和肚子之间，张国荣选择了后者。
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在“丽的”的第九个月，他收到了另一家电视台的挖角邀请，然后“丽的”闻声为他涨薪至每月2950元。涨薪之后，张国荣马上换了一间月租金1000元的房子居住。
其实，比起在演艺方面的失败，衣食住行方面遭受的冷遇只是毛毛雨。
签约“丽的”之后，张国荣曾被一位知名制片人邀约拍电影，对方告诉他，这是一部以红楼梦为题材的搞笑影片，女主角是黄杏秀（陈百祥老婆），而他则出演男一号。出道就能演男一号，这让张国荣喜出望外，片酬6500元，也是他进入娱乐圈以来酬劳最高的工作。于是，他马上应允，跟对方签订了合同。
可进组几天后，张国荣发现情况有些不对，原来导演在这部所谓的搞笑影片中加入了大量的情欲戏，但他没有退出，因为对方有黑社会背景，稍不如意就会遭致殴打。
由于尺度过大，这部电影后来被禁。这次不愉快的从影经历，让张国荣意识到，以后接戏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。
1987年，从华星唱片转投到新艺宝唱片之后，张国荣有这样一番心理变化：
当张国荣变得越来越强大时，他的对手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超越。
随着《金枝玉叶》《东邪西毒》《新上海滩》《春光乍泄》《流星语》等一系列口碑佳作问世，张国荣转到幕后做导演的愿望越来越强烈。他觉得导演是一部电影里最重要的角色：演员可以感受别人的命运，而导演决定他们的命运。
从影二十余年，参与拍摄70余部影视作品的经历，让张国荣对电影剪辑和后期制作了如指掌，他相信自己可以做导演，并对拍摄优秀的电影抱有很高的期待。
其实，做导演的想法早在1989年就已经在张国荣心中酝酿。
当年在做客电视节目《周末诸色会社》时，主持人问他，你现在在乐坛这么成功，以后会不会去拍戏？张国荣一脸兴奋，回答说：“其实我今年的最新计划，就是想做导演，现在其实就是叫自己的好朋友在写剧本，希望在今年尾或明年初能实现这个愿望。电影公司方面很希望我连演员也一起做，但我就很想一心一意只做幕后的事。”
但不知为何，这个想法迟迟没能落实。直到2000年，他才在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的邀请下，初执导筒，拍了一部禁烟公益短片《烟飞烟灭》。这是一部由张国荣自编自导自演的片子，他亲昵地称之为“我第一个baby”。长时间积累的素材和拍摄知识，让他毫不费力地完成了这部时长36分钟的导演处女作，前后历时仅五天半。
第一次见到片头字幕“张国荣作品”时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，眼泛泪花。
2002年初，张国荣做好了各种准备，开始正式实施他的电影拍摄计划。片名还没定，他就物色好了主要演职人员：美指是区丁平，剪接是张叔平，服装是日本的和田惠美，音乐是MichaelGalazzo，摄影是台湾的李屏宾，剧本是何冀平…香港演员只有两个，一个是他自己，另一个是肥肥沈殿霞。
唯一令他觉得不完美的是，投资者不是香港人，而是日本人和内地人。他说：
香港电影人林超荣问他，你拉投资这么辛苦，为什么不自己投资呢？他回答说：“不可以这样的，意义不同的，我要有真心赏识我导演才华的投资者。”
然而，这部名为《偷心》的电影因内地投资人深陷囵圄，最终没能成形。这个一生在事业上追求完美的男人，被命运开了一个潦草的玩笑。
《偷心》的流产对张国荣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，也成为压倒他生命的最后一棵稻草。唐鹤德说，2002年11月他曾试图自杀，但没能成功。5个月后，他再次选择轻生，这一次他卸下了身上所有重担。
没有人知道张国荣从露台跳下前在想些什么，但从现场的遗书内容来看，他的心态可能与1989年举办“告别乐坛演唱会”时的心态很像：“反正那个时候是巅峰期，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告别，是会让每一位听众朋友们，都会记得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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